《不排除判決書》導演 施佑倫

片名:不排除判決書 The Man Who Cannot Be Excluded
日期:2017年05月16日(二)12:30
地點:桃園光影電影館
來賓:導演施佑倫
主持:游惠貞
打字:甘筱閔

主持人:請問為什影片是這個長度?為什麼有點突然的就結束了?

導演:這是個好問題!透過這個拍攝,我才發現原來還有好多冤案,所以我想收在一個提醒,提醒大家不只是有多冤案,而且是有很多冤案,好讓觀眾驚訝。很巧的是,這部片的短片輔導金要結案,剛好立法委員讓法案三讀通過,真是天時地利,我就趕快把這些訊息加進去。

主持人:這部這個影片是相當有社會運動、司法改革運動那樣的企圖嗎?

導演:在拍攝過程中,其實我更在意能在他身上看什麼,影片的後半段,你們會看到很明顯的切割感,因為我發現他在冤情平反後,不是回到自己的工作,還跟著冤獄平反協會,那個曾經幫助過他的組織,去看其他可能受冤的家庭,去幫忙其他可能受冤的案子。那個幫忙是去關懷,有相同經驗的人,對方會比較願意和你聊,如果你的身分是律師,對方雖然受冤但正在被通緝,他並不一定會完全信任律師。可是如果他們接觸的是陳龍綺,他們就會很信任,甚至很多人是私底下用臉書跟他通訊,因為覺得他會懂得他們。我開始拍的時沒有想這麼多,是在過程中,當他獲得平反的時候,看到他還是願意去處理類似的事情,我就是看著他的狀態,看他如何接觸他後來所遇到的這些人事物,然後剪接時再重新去想,並不是一開始就想這麼大的題目。

主持人:這部影片的主角真的是很立體的人物,不管是他的遭遇,或是他用一種同理心的方式幫助類似遭遇的人,是這部影片很好看的原因。你最初是如何接觸這個案例、接觸到這個人?顯然他對你非常信任,讓你去拍攝他、後來很漫長的重新站起來的過程。

導演:這是冤獄平反協會的一個案子,2014年要再審,他們認為是第一個很有可能救援成功的案子。這協會很年輕,2012、2013年左右成立,他們的執行長懂紀錄片,覺得可能會平反的第一件很重要,就想找會拍紀錄片的人進來拍,因緣際會下找到我,所以我就開始拍。他很信任我是因為協會的引介,但一般情況下,他不一定願意被拍。另外,也因為他性格的關係,我不只一次和他說,很抱歉我拍你的片子,可是我不一定能實際幫助到你的案子,但你的案子可能會鼓勵到後面的人,那他聽了也說:「沒關係,你就拍,如果我的案子可以幫助到別人,你要怎麼拍就盡量。」當然,過程中還是會遇到很多不確定性,比如在再審宣判之前,他情緒很低落,甚至崩潰,我也會很猶豫要不要去拍,因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擔起那個情緒,還好我有去,我去高雄去找他聊,很慶幸我當時有去承受那些情緒,如果我逃避了,也許後來就沒有那樣地信任關係。他還有經歷低潮,不只是審判過程,甚至是做生意,他賣小卷,生意好的時候,他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在兩年內把債還完,可是不好的時候,就會覺得往後人生該怎麼辦,而那些情緒因為你要去拍他就必須承受。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幸運,當時有正面去面對,才在三年後完成這部片子。

主持人:他的妻子非常堅強,家人也很支持他。

導演:很多人都說,還好有他妻子一路陪伴。

主持人:所以當妻子接受你訪問時,基本上也是很直接的回應嗎?

導演:對,基本上就是很信賴。另外,我想補充一下,他現在被請去當司法國是會議的委員,今天早上還在台北開會,希望他作為一個曾被司法冤旺的人,從他的角度提供司法國是會議一些建議,所以他的人生轉變其實很大,從一個性侵嫌疑犯,到現在可能坐在他旁邊的就是司法院院長。

主持人:這部影片完成後,你有什麼推行計畫讓大家看得到這部片子呢?

導演:主要是冤獄平反協會他們在運用這部片子,他們會在大專院校法律系放映。有趣的是,一些高中公民老師注意到這部片子,他們會主動接洽,安排放映。因為這部片是去年11月才完成的,今年還在報影展,我在影展裡推這部片子,但就司法人權那一塊,就由冤獄平反協會他們去推,可能就由律師比較詳細去談。

觀眾A:為什麼要從318學運這個時間點來說?我原本以為這部片是和318學運有關,但看了發現不是,而且整部片又收在318,所以很想知道這樣做的企圖是什麼?

導演:剛好再審期間是2014年三、四月那個時候,我們很自然的拿攝影機進去拍記者會,當時不覺得怎麼樣,但後來剪接的時候,發現常常我們覺得外面社會好像發生很大的事情,可是對他來說,他的案件就是在那裡。就像你們看到的,這兩年多來,我不知道318學運到底有沒有實質的改變,可是他的案件本身,卻實際促進司法條例的修改。一開始我剪接學運畫面,當然是因為時間點,但最後是我刻意去剪的,就是他睡在床上,上面電視在播318學運的新聞。我是刻意希望能傳遞一點訊息,就是社會發生這麼大的事情,但不見得造成改變,反而像他這麼微小的個人,他經歷了這麼重大的事,也好像推動了什麼,我隱隱約約想要講這點。另外一個可能也是我自己的堅持,你們看第一場記者會,那時候有很多記者,除了318學運的關係,因為顧立雄那時候要選立委,所以記者是為了顧立雄而來,不是真的為了這個冤案,對照後面那場記者會,記者少很多,所以我特別剪出那個鏡頭,來證明這些記者其實不是真正關心這個案子,因為那個時候顧立雄已經成為立委了。

主持人:很多弦外之音。那個對照其實是很不錯的,在冤獄平反的過程裡,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,他一直承擔個人的壓力和那種不可逃脫的命運,所以片中做出個人和社會變動的對照是很有趣的。我覺得,文明社會的進展或改變,就是這樣由一個一個的個人故事所堆疊起來,每一個個案都很重要,每一個渺小的個人都很重要,那樣才是一個文明的社會。導演最後有沒有想要說什麼嗎?

導演:我比較習慣被問,因為我會看場合講片子,像是去高中我就會用另外一種方式講,或像之前去大學,因為裡面都是修紀錄片課的同學,我就和他們講剪接或是片中兩個家庭那段的交叉剪接,但在影展場,我反而不知道要講什麼主題才好, 所以請觀眾把握機會問我,任何面向都可。

主持人:所以那個互助的無辜者聯盟目前是什麼狀況?

導演:大概從2013、2014年開始,台灣的司法開始願意開啟再審,在這之前要開啟再審真的很難,當然也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,法院開始願意重新審視過往的證據,一個案件就比較有機會再審。所以這兩年,冤獄平反協會接收到的案子很多,就我所知,他們這四、五年來總共接到八百、九百件申冤的案件。協會組織也開始擴大,原來只有兩個正職人員,現在已經有五個了,他們也搬到比較大的辦公室。無辜者聯盟就是由陳龍綺發起的,他當召集人,雖然暫時還沒有立案,依附在冤獄平反協會底下,他們慢慢去做關懷的工作。冤案有很多都是中低收入戶家庭,因為知識水平不夠,他們很容易在法庭上答錯話,或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,比較容易鋃鐺入獄;比較有錢、知識水平較高的人可以請很好的律師,比較能夠避免在審理程序中做出不當的回答。所以無辜者聯盟是介於司法又介於社工的團體,如果他們看到家庭很困難,可能會幫忙借點錢,不過他們還在慢慢摸索定位。2014年的時候,跟國外的比起來,台灣的冤獄平反協會還不是那麼成熟,但現在越來越完備,我很幸運能在這個組織剛起步的時候接觸他們,看到他們如何慢慢成長。

觀眾B:這部片子有個地方看了很有感覺,就是他去小琉球的部分,因為導演用一些鏡頭,可能是側面帶過,那個叫做「舉枷」是不是(民俗儀式,為了消災祈福),他一下在跪拜,一下又走到路上,雖然沒有表現出什麼特別的表情,可是我看的時候會覺得,那就是心裡頭很大的一塊石頭。我想問這個畫面是臨時跟著他去而捕捉到的,還是後面剪接出來的效果?是你去營造的這個氛圍嗎?

導演:基本上,他做什麼我們就跟去拍,並不會叫他去做什麼,我們也不會去安排什麼。所以東港那次是他要去還願,我們就跟他去拍,一開始以為只是走一個下午,沒想到走到晚上,還穿涼鞋。拍攝時不會刻意去設計,但剪接就不一樣了,如果拍的時候,我們感覺到什麼,或是事後回想起來,覺得這個狀態是什麼,我們會看怎樣能剪接出最貼近他內心的狀態,總之就是希望能用畫面去感覺。

主持人:如果大家走過廟會,當人有無妄之災的時候會去做這樣的事,心情寫在臉上,台灣民俗和他的命運對照,宗教信仰去補足實際司法上的缺憾。

觀眾C:我有兩個問題,你是怎麼看主角的兩個小孩?那時候有想過多拍些或少拍些嗎?

導演:我很想多拍小孩,但是小孩子很難控制,如果他不願意被拍,他就會閃你的鏡頭,經過了幾次努力,我就想算了,不要勉強好了。我嘗試去說服他爸爸,他就交給小孩自己決定,他很尊重他的女兒,不會強迫他女兒,但我們兩個導演都是男生,而對象又是一個國中跟一個國小女孩子。

觀眾C:一開始在拍攝時就決定要跟拍到平反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嗎?

導演:拍這部片子的過程我也在學習如何拿到經費去做紀錄片。一開始我只拿到冤獄平反協會的一筆錢去做,把它當作案子去做,可能拍到他平反,錢就差不多用完了。但後來,因為實際去接觸,會覺得這個人很吸引我,我想繼續拍,所以我就跟協會談,如果我申請其他補助,續拍的那部分的版權就歸我。所以後來就去申請新北市紀錄片補助,大概只能拍30分鐘,就是你們看到的前半段,然後又想繼續拍,因為他又去接觸其他冤案,我又去申請另一個補助,不同階段的資金才讓這部片子到現在這個長度。我自己也還在學習,因為我之前也沒有長片作品的經驗,如果可以,其實我希望盡量不要這麼分段。如果當時的錢足,我會想再等一下,不要那麼快放出去,我現在還在拍另外兩個冤案,希望一次申請金額較高的補助,把作品做得完整。畢竟獨立做紀錄片,本來就會遇到很多生計上的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