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天降》導演 張贊波

片名:天降 Falling from the Sky
日期:2017年05月17日(三)11:00
地點:SBC星橋國際影城
來賓:導演張贊波
主持:羅漪文
打字︰蘇達樂

主持人:謝謝大家來參加2017年的電影節。張贊波導演是臺灣獎決審評審之一,今天的《天降》和下一次放映的《大路朝天》是評審觀摩單元的影片。我們請導演分享一下,為什麼會想要碰觸這樣的題材?2008年的時候,每個人的眼睛都往天空上看,為什麼你會看向土地,去看那麼古老而艱苦的農村?

導演:謝謝大家過來看這麼冗長的片子。今天的觀眾也很不一樣,請問你們是國中還是?(觀眾:高中!)我在大陸那邊是沒有機會跟更年輕的觀眾接觸,也沒有這麼大的空間放映這部片子。這部片拍攝至今已將近十年了,它對我來說很重要,不誇張地說,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。我原來不是做紀錄片的,以前在電影學院時候,念的是劇情片導演科系,後來在2008年,偶然知道有這麼一件事,衛星殘骸會掉落在正常的、有人居住的地方,跟以前在教科書上說是掉落在無人區、在沙漠、在大海是不一樣的。尤其那個地方叫綏寧縣,和我的家鄉同屬一個行政區,雖然那裏離我家鄉有一百公里,我卻從來沒聽說有那種情況,我很吃驚。剛好2008年是奧運會,是中國國力達到最高的時候,到處都是奧運新聞,交通管制,我們在北京都覺得挺煩了,有一個比較不文雅的詞叫「避運」,避開奧運會,一些比較異類的人想要到外地去。正好奧運衛星發射了,我看到一篇湖南媒體的小報導,沒有很詳細,語調也是主旋律的,但提到衛星殘骸掉在那個地方,所以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我馬上買了一台攝像機,很快就去了,就拍出這部片子,一發不可收拾,再也回不來。我本來是在體制內工作,後來就辭職了,堅決走上獨立紀錄片的道路,堅持批判的立場,一直到現在快十年了。

觀眾A:我有兩個問題,片中有一個廢棄的小學,為什麼會廢棄?是人口減少還是因為衛星發射的緣故?第二個問題是,回收部隊說如果不接受補償,那就要等保險公司來解決,村民真的能夠等到保險公司的補償嗎?

導演:學校廢棄不是因為殘骸,事實是,現在中國農村越來越荒蕪了,很多人都到外面找工作了,念書的孩子變少了,所以地方會把一些學校合併起來。我拍這個學校是因為,我的紀錄片不完全只是記錄衛星殘骸掉落這件事,我關心的是有衛星殘骸光臨這樣的一個小鎮或農村區域的日常生活,所以中間有一章叫〈大地〉,呈現在這麼強大的國家意志壟罩之下,生活還是要照常繼續。有些人會批評這部分很散,跑題了,但我我覺得〈大地〉是讓我的片子品質提升的。因為我不是做一則新聞報導,幾句話就把事情講完了,我的拍攝更類似於人類學的方式,是一種面的記錄,而不是線性的敘述。第二個問題是保險,據我所知,每顆衛星的發射,部隊都保了高額的保險,實際受到損害的村民,本來是可以獲得更多的補償,但是部隊就把這筆錢給截住了,所以他們會說一些威脅的話,而農民沒有那個意識或是文化水平也不高,不知道後面的真相。

觀眾B:影片中有一些對共產黨不利的畫面,這些畫面不會被消失嗎?

導演:我今天還能在這邊,表示事情還沒發生。阻力是有的,反正我的觀點是,人不要還沒遭遇到甚麼就被你所預想的結果給嚇到了,那樣的話就沒有這樣的片子了。還沒來的東西,就不要過多想,等它來的,我也做好準備去承受它,畢竟這是我選擇的道路,我拍這樣的片子,肯定是要付出代價的,可能是我的心態比較好吧。

觀眾C:手冊上面寫這部影片有重新剪接,我去年在金馬獎看過《大路朝天》,覺得兩部的剪接方式很類似,想請問這部片子是之前就這樣剪接的嗎?還是受到《大路朝天》的影響?

導演:我最初剪的版本其實就是145分鐘,但最後定稿是124分,因為那時候的Beta帶的長度極限就是124分鐘,就忍痛剪短了。去年的時候,剛好有一點空閒,我才把老的版本翻出來重剪,因為是數位化了嘛,就可以讓一些畫面收尾比較完整,讓氣韻更加舒緩,但架構還是一樣的,只是在片尾補充了到去年年底為止殘骸降落的訊息。《天降》和《大路朝天》有些相似是因為,我偏好板塊式的結構,我喜歡群像式的紀錄,散點透視的,這樣才更寬廣,更包容,可能跟我的表達慾望有關。我拍攝的時候就想好,就是要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去呈現,記下每個人的名字和住址,他們都是普通的個體,都對國家做出了那麼大的貢獻,卻被忽視了,我要在片子中恢復他們的尊嚴。

觀眾D:非常謝謝你的片子。我從竹北開車45分鐘來這裡看你的片子,我也看過你的《大路朝天》,我很震動。想請問,經過那麼長的時間,不能落到無人區嗎?

導演:技術上是可以的,但可能是考慮到成本問題,好消息是西昌衛星發射中心會逐漸停用,中國蓋了一個新的發射站在海南,殘骸應該會掉在海裡。也許他們已經意識一些事情了,也許是我的片子在某種層面上發揮了作用。我的片子揭示了大家都不知道的現實,後來每次掉落時候都出現報導,甚至有些報導會引用我的片子。以前我覺得很悲觀,因為當初我帶著很強烈意願,想要改變不公正的事情,但幾年之後,完全沒有改變,甚至我自身遭受到一些威脅,片子不能傳播,我的網路條目也被刪掉了。不過我安慰我自己,從一點一滴的角度來看,還是有作用的,每次衛星發射時,大家會把消息傳給我,所以還是會有改變的,雖然很緩慢,不是很直接,我就用這個來支撐我自己繼續做下去。

觀眾E:請問導演是用甚麼方法讓那些村民可以自在地接受你的訪問?還有那些回收站的官員,為什麼敢說出一些我們聽起來很不能接受的話?

導演:這個問題很關鍵,拍紀錄片如何介入你想拍攝的環境,被你的拍攝對象所信賴。無論《天降》或是《大路朝天》,很多人看了很吃驚,好奇我怎麼可以拍到這麼近距離的、沒有保留的東西。《天降》的情況是這樣的,當初寫那篇小報導的湖南地方記者,原來是我以前的詩友,我以前是寫現代詩的,我去找他,他帶我到當地政府去。他們問我為什麼要拍片?當然,我是用比較冠冕堂皇的藉口,比較主旋律的去說,中國的航天事業發展得很快,奧運也要展開了,這些老百姓對國家是有貢獻的,卻無人知曉。當地政府是高興的,他們也想讓大家知道,這個祕密那麼長時間被封起來,他們也覺得委屈,當地政府是拿不到錢的,全是部隊解決的。
部隊來的時候,我也很緊張,你們在片中看到,他們從田埂那邊走來,我都是遠遠的拍攝。後來他們開始談判時,我比較晚到,場面已經很激烈了,我把攝影機打開放在桌上,後來,我觀察了一陣子,發現他們不太在乎,我就放肆了,拿起攝影機去拍農民的反應,甚至跑到會議室的另一邊去拍。我分析了一下,為什麼看到攝影機,他們還敢這麼口無遮攔?因為他們囂張慣了,另外,他們以為我是官派記者,按照慣例,會把他們不好的面向剪掉,所以才無所謂。至於農民部分,我發現文化程度越低的人,對攝影機的反應越低,那個地方大部分人很純樸,很善良,我到陌生的山區的時候,他們根本不會問我在拍甚麼,甚至會邀我到家裡吃飯,跟我聊很多。

主持人:都是你一個人拿攝影機四處去拍?

導演:我反覆去了幾次,那時候我在北京還有工作,每次去十天半個月,短則一星期,等到剪輯的階段才辭職。第一次去帶了兩個學生當助手,扛腳架呀,做場記呀,還有點錢坐飛機去,後來越拍越窮了,就剩我一個人了。但是我很享受這個過程,攝影機像你的筆一樣,我很歡這種方式,沒有任何干擾,很自由的,看到甚麼就去表達,我看到世界,看到一些真相,我想把它說出來。

觀眾F:開始決定要拍的時候,有預想要拍甚麼嗎?過程中,有遇到甚麼事情改變了影片的發展嗎?

導演:基本預估是有的,我更多的關注的是在強大的國家意志壟罩之下,這些常民的生活細節,所以我才有〈大地〉那部分,有生老病死啊,婚喪喜慶呀,很瑣碎的。這是我一去就想好的,我把面鋪得很廣,不斷去找見過或撿過殘骸的人。至於有什麼不同是,在這個區域裡生活好像很恐怖,十六萬人好像隨時都會被砸中,這種情況很魔幻,讓我想到南美的作品,所以我的片尾獻詞才寫「獻給我魔幻現實的祖國」。這裡的人到底是甚麼樣的一種生存呀?但後來發現,大家不像外面想像的那種恐懼,大家慢慢習以為常,認為那是命中註定,所以最後有兩個人慢慢地說:「那就這樣,有甚麼辦法呢?我們生在這裡,我們能逃到哪兒去呢?」我把這段對話放在結尾,形成某種土地命運的預言。但他們這種生死觀是很中國,很古典的老莊哲學,讓我很吃驚,所以我慢慢地調整,把這部分補進來,而不是朝向凸顯恐怖。他們的現實生活肯定是很苦的,很多人一貧如洗,災難又在頭上,但同時又很超脫的生死觀,張力就來自這裡。我的片子主要呈現比較深沉的三層張力,第一層是剛剛說的,第二層是國家巨大的意志對照個體命運的卑微。第三層則是航天科技和最原始的田園牧歌形成反差,高端科技在天上飛,掉到手工業的土地上。

觀眾G:電影當中出現黑底白字,就是農民或官員所說的話,請問導演要表現甚麼?

導演:這個可能就跟我的詩歌背景有關,這是一種文學化的表達。我對語言很著迷,我發現農民的話很樸實,很美,但黨員所說的話卻充滿意識形態,脫離那個樸素傳統,我把他們並在一起,形成一種反諷。當然,一開始我也不是想得很清楚,只是直覺農民的話很感動,像是「芝麻開花節節高」,像詩一樣,我不太在意傳統紀錄片的做法,很自我的,就這樣安排了。

主持人:《詩經》的傳統出現在當代的紀錄片裡。讓我們以熱烈的鼓掌謝謝導演。